社投盟可持续发展金融漫谈系列:绿色金融与中

时间:2020-04-28编辑:admin

2016年,G20峰会在东道主中国的倡议下首次将“绿色金融”写入了成果文件。此后,中国作为绿色金融的先行者,一直致力于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特点并与国际主流标准接轨的绿色金融体系。

我国的绿色金融体系已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绿色信贷体量位居全球第一,绿色债券规模仅次于美国;未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将会出现与个人投资者联系更为紧密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如绿色股指产品等。本期社投盟研究院带来绿色金融与中国实践的解读。

绿色金融是可持续发展金融的重要分支,其不单指绿色、低碳的投资实践,更注重构建一个为绿色发展服务的金融体系,包含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手段。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和环境风险,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推动绿色金融市场建设,构建绿色金融发展体系,为绿色企业及项目拓宽融资渠道。

本文将从定义解读、政策梳理、活动形式三个方面入手,结合国际比较,对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实践情况加以阐述,帮助读者把握这一金融领域新热点带来的机遇。

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七部委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1]中对绿色金融做出了定义,“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绿色基建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首先,绿色金融的目的是支持对环境有益的项目,包括支持改善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和有效利用资源;

其次,通过举例说明了绿色金融项目的典型领域包括能源和基建等,而更多的领域在《意见》后文中进行了阐述,包括:生产污染防治和适应气候变化等。

最后,《意见》指出绿色金融包括支持绿色项目的投融资、项目运营和风险管理等活动的金融服务,这表明绿色金融需要对绿色项目提供全流程多方位的支撑。

该意见是中国政府发展绿色金融的指导性文件,它明确定义绿色金融并在此基础上识别绿色金融产品,将有助于绿色企业和绿色投资者赢得良好声誉和市场关注,并鼓励更多的绿色投资。相较于欧盟委员会技术专家组(TEG)在2019年6月发布的《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EU Taxonomy for Sustainable Activities)》等[2]三份有关绿色金融技术层面的指引,中央七部委在接近四年前发布的政策指导凸显出我国绿色发展战略的前瞻性。

通过梳理自“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关于绿色金融的政策文件,不难发现:在2015年以前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发展主要依赖国务院的顶层指导,辅之以银监会的政策指引;而在2016年中央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后,从中央到地方,从金融产业到实体经济,各项配套政策密集落地,中国的绿色金融体系开始蓬勃发展。

正如此前提到,由于绿色金融是金融体系关于绿色发展的一项全新实践,其产品与服务形式随着观念的进步会有持续性的创新,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会有差异。

在中国,绿色金融主要表现形式有: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股指产品、绿色基金、绿色保险和碳金融等。这些金融工具同相关政策与制度安排一起,构成了中国的绿色金融体系。

下文将对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碳金融这四种重要的绿色金融工具展开介绍。

绿色债券,是指在传统债券的基础上,在项目选择、资金使用、跟踪管理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叠加“绿色”约束的债券。其发行主体可以是政府、银行、市政机构或企业,面向的投资者也无明确的范围限制,关键在于募集资金必须投向“绿色”项目。

绿色债券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绿色债券,即发行人以开展绿色项目为由募集资金,多为公司(企业)绿债或政府绿债;另一类是绿色资产支持证券,一般见于商业银行以绿色信贷产生的资产为抵押物发行债券。

2019年中国境内共有146个主体累计发行符合国际标准绿色债券197只,发行规模总计2822.93亿元(约403亿美元),同比增长26%,预计仍将维持世界第二大绿债市场地位。若包含境外发行人在中国境内发行的绿债,我国绿债发行总规模在2019年已突破3000亿元(约440亿美元)。

从我国绿债发行主体来看,可大致分为(1)由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发行的绿色金融债,(2)由非金融企业发行的绿色公司债、绿色国有(控股或独资)企业债、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和定向工具),(3)由地方政府发行的绿色市政债券这三大类。

其中,金融机构仍然是中国绿债市场的主导力量,公司绿债和国企绿债规模和占比的上升是中国绿债市场出现的可喜变化,这表明实体经济的结构化升级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

从资金用途来看,中国绿色债券所筹集的资金主要投向能源、低碳交通及水资源保障等领域。越来越多来自地方的交通运输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比如,武汉地铁和南京地铁都发行了绿色债券用于当地地铁线路建设。

具体以武汉地铁2018年4月发行的由海通证券和国泰君安证券联合承销的20亿元绿色债券为例,该债券筹集资金的50%将投向武汉地铁二期工程,由于轨道交通对大气污染物减排有明显效果属于低碳交通范畴,且该债券募集资金投向低碳交通的比例符合规定,故适用于我国《绿色债券指引》关于发展低碳交通的规定,被认定为绿色债券[3]。

此外,随着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2019年4月起分阶段被纳入市值超过50万亿美元的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Bloomberg Barclays Global Aggregate Index),预计境外投资者在中国银行间市场的持债规模会有所提升,这将间接推动中国绿债市场的国际化。

绿色信贷也是一种对传统金融服务中的借贷活动提出“绿色”要求的新工具,具体指对限制和淘汰类新建项目,不提供信贷支持(部分银行对项目环评实行“一票否决制”[4]),同时,引导贷款资源向绿色环保项目倾斜,并向绿色产业提供适当利率优惠。

中国的绿色金融与整体金融体系类似,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体系中的占比较高,因此绿色信贷是最重要的绿色金融政策之一。截至2019年6月末,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的数据,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为10.6万亿(约15000亿美元),占21家主要银行各项贷款比重的9.6%。

中国政府正着力从政策入手,激发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发展绿色信贷的内生动力。未来中国的绿色信贷市场将继续向规模化和多元化发展。一方面,通过出台政策如《绿色信贷指引》、《绿色信贷统计制度》和《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鼓励金融机构发展绿色信贷业务;另一方面,将符合条件的绿色贷款纳入再贷款合格抵押品范围,便于金融机构盘活绿色信贷资产,从而打通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两大市场。

自兴业银行于2016年首次推出绿色ABS产品以来,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中国证监会先后于2016年5月[5]和2018年12月[6]发布资产证券化监管问答,明确鼓励绿色环保产业相关项目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融资发展。这将激励商业银行依托绿色信贷产生的基础资产进行金融创新,也有利于绿色证券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

绿色保险指与环境风险管理有关的各种保险制度安排,包括保险风险管理服务及保险资金支持,以应对与环境有关的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7]。

上图参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有关绿色保险的分类标准[8],将绿色保险分为六种产品和两种服务。

现阶段,我国对绿色保险的具体实践主要关注于环境污染责任险,其指的是对污染事故造成的第三者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业务。但保险公司在推出此险种时,通常会提供相应的第三方服务,如:中国人保在无锡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时推出“保险+服务”模式,为承保企业提供事前风险评估,事中排查环境污染安全隐患,并针对企业经营提出环境安全相关建议,为企业人员提供风险防范知识培训[9]。

该模式既使保险公司的理赔风险降低,也减少了受保企业的生产风险,更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了多方共赢。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综合改革方案》,提出建立环境风险高地区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草案)》于2018年5月由生态环境部审定发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该办法通过“评估定价”环境风险,强制性征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做法,提高了环境风险监管、损害赔偿等工作的成效,降低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概率。

国际上,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某些地区出现极端天气的概率陡增,巨灾对企业和居民造成重大损失的风险上升,保险公司作为抵御风险的重要金融中介,在管理气候变化风险领域的作用凸显:许多巨灾保险产品为直接应对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自然风险提供了工具。

可以预见的是,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对绿色保险的需求都会上升,这对保险机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尽管没有对碳金融的统一定义,我们可将它理解为利用金融手段在市场化的平台上以碳排放权为标的物进行的交易或流通,最终实现低碳、绿色发展的目的[10]。通俗意义上的碳排放权交易可以理解为:当前减排困难的企业向减排容易的企业购买碳排放权,后者相当于替前者完成减排任务并获得收益,前者则能获得减排的缓冲期而不至于停工。

此外,若企业对自身减排能力有长足信心则可提前出售未来的碳排放权以补充当前的运营资金,这不失为一种新的融资工具。

结合上图可知,碳金融包括现货交易和衍生品交易。目前我国的碳金融主要为现货交易[11],其中又可分为两类,基于“总量—配额”原理、面向企业的碳交易,和基于“基准线—项目”原理、面向减排项目的核证减排量交易。在碳现货交易的基础上,可以进行相关的衍生品交易。

我国目前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州及深圳七个碳排放权交易所,成交量均未突破6000万吨,且基本以现货交易为主。

由于碳排放权直接关系生产活动,故其本质上是发展的权利,而碳金融实质上是基于当前和未来发展权的交易。这也是发达经济体和先进金融机构纷纷开展碳金融活动的动力所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12],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必然会涌现出大量基于碳排放权的交易活动,这将给中国的金融产业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目前在绿色金融领域使用的某些标准和国际主流机构采纳的规则还存在一定区别,以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市场为例,由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及绿色产业发展现状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我们对绿色项目的定义包含了某些不符合国际标准的项目,如:已有化石燃料发电站的改造、煤炭清洁利用、规模大于50兆瓦的大型水电。

但这种差异正在逐渐缩小:中国发行的绿色债券中,不符合国际绿色债券定义的债券占比逐渐提升。2017年,中国发行绿债的38%不符合国际定义。在2018年,这一比例降至26%。在境内市场,中国绿色债券的透明度也有显著提高。

以绿债市场为例:2005年以来,挪威、瑞典、英国、墨西哥、卢森堡、意大利等六国的证券交易所先后开设了独立的绿色债券市场板块。截至2017年底,全球72%的绿债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而我国交易所市场的绿债规模发行量仅占10%。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绿债主要由商业银行发行,而这些绿债只能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并流通,使整体绿债市场广度受限。

此外,在碳金融市场,成熟资本市场已经对碳期货等衍生工具开展了广泛的实践,碳期货是全球市场中发展最为成熟、成交最为活跃的碳金融衍生品。以全球领先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为例,2012年期货交易总量是当年欧盟碳排放的2.15倍。2015年,该体系的碳期货成交量是现货的30多倍。而我国还未形成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所,且以碳现货交易为主。

参与主体分布不均衡是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一大瓶颈。以中国绿色债券市场为例,目前尚未有地方政府发行绿色债券或中央政府发行主权债券,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绿债发行主体较为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通过发行绿色地方政府债券来支持公共事业。当然,这与中央政府近年来对地方债风险的防范有关,但对地方债结构进行绿色化调整,或许是各级政府可以考虑的方向。

而中外金融机构在参与绿色金融的深度方面也有较大差异。以碳金融为例,国际先进商业银行已认识到碳排放配额的金融工具属性,相对全面深入地参与碳金融市场:如美国银行围绕碳信用开发了登记、托管、结算和清算业务;荷兰银行等一些金融机构从事碳交易中介业务,提供融资担保、购碳代理、碳交易咨询;巴克莱资本于2006年10月率先推出了标准化的场外交易核证减排期货合同(SCERFA);汇丰银行、瑞士信托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共同出资1.35亿英镑建立了碳排放交易基金等[13]。而国内商业银行在这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

当前,中国的绿色金融主要限于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但是,很多新的绿色项目,首先需要股权融资。目前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绿色金融领域的主要差距也正是在绿色产业的初始投资方面,政府应鼓励建立一些绿色股权基金,以促进绿色项目的股权融资。

可喜的是,2016年中央七部委联合发布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通过建立国家级的绿色投资基金,这不仅能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而且能鼓励私人投资进入这一领域,进而盘活其他绿色金融细分市场(如碳金融、绿色股指产品等),这也与欧美国家大力发展绿色基金市场的经验有相似之处。

[2]《欧盟出台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带动绿色金融主流化》,气候债券倡议组织,2019年7月

[3]《2018年第一期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武汉地铁、海通证券、国泰君安证券,2018年4月

[7]尽管有一部分人认为绿色保险在广义层面还包括保险资金的绿色使用,但考虑到我们会对可持续投资、社会责任投资等概念进行介绍,在此我们专注于绿色保险的保险功能。